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是钢铁终端消费需求下行、行业产能过剩作用下的产物。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为了更好的提高供给质量、化解无效闲置产能，另一方面，则是为供应端更好地适应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需求变动。回顾供给侧改革，主要为中国钢铁行业带来如下变化：
1）钢铁供给结构发生变化。该阶段电炉产能加速释放，废钢表外化。在供给侧改革前，长流程及低成本地条钢是中国钢铁的主要供给。而供给侧改革后，中国钢铁供给主要由长流程及短流程电炉构成。2）电炉对高炉形成供应的边际保护。尽管电炉产能快速扩张，但由于成本相对高炉更高，电炉成为供应的边际量。3）供应弹性增加。一方面，供给侧改革后长流程提高了废钢添加比例，增加了供应弹性；另一方面，电炉作为边际变化量，供应调节更为灵活。4）行业利润的扩张依靠实际产能的减少。当行业利润下滑时，产能主动退出，产量下滑行业集中度回升，但行业利润的改善并不一定会在此种情况下发生，核心是能否触及有效产能。
对于需求端，该阶段地产是炼钢需求维持旺盛的重要的条件，但地产不同指标表现却较为分化。销售面积前高后低，棚改货币化是2016-2018年地产销售增长的主要助力，但随着政策对棚改资金的收紧及对地产的调控，销售快速回落。该阶段销售的旺盛，也推动新开工持续快速地增长，整体看新开工韧性明显强于销售。在该阶段，我国仍是以地产发展为主导，基建及制造业对钢铁终端消费需求总量及结构上的影响有限。出口方面，受国内需求旺盛的影响，2015年我国出口达到峰值后便开始下行，国内钢价给出的出口优势较为有限，2016-2020年钢材出口逐年下行。2020年疫情扰动全球供应链，我们国家粗钢进口大幅度增长，同样彰显国内需求的旺盛。据粗钢供需平衡表来看，2016-2020年我们国家粗钢表需表现强劲，除2016年外，其余增速均保持比较高水平，2017年一度达到14%。综上，供给侧改革是2016-2020年钢价牛市的原因之一，国内需求的旺盛同样是助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综合来看，供给侧改革后给予钢铁行业的红利相对是短暂的，除了被动的产能去化外，想要行业持久的获取利润，还需要需求端的配合及产能扩张的有效遏制。
2016年房地产市场宛如“冰火两重天”，经历了戏剧化的暴涨和调控。2月起，央行等部门发布房贷松绑新政，超过150个城市出台新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冲高但随之走弱。国庆假期后，20多城密集出台楼市调控政策扭转了市场预期，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全年来看，房地产销售面积与投资增速明显分化，主要由于地产库存去化缓解了供应压力，商品房待售面积从2016年峰值7.4亿平下降至6.95亿平。商品房销售面积15.3亿平，同比增长21.6%；新开工面积16.7亿平，同比增长8.1%；与此同时房企拿地速度放缓，全年土地购置面积小幅下滑3.4%。
2017年房地产市场延续“收紧”政策，但房地产投资增速较2016年有小幅增长，全年增速7%。受棚改货币化的影响，商品房销售韧性十足，尽管增速较2016年有所下滑，但同比仍实现了7.1%的正增长。另外，商品房销售面积自2015年起连续三年正增长，房企资金明显改善，2016、2017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速分别为15.2%、8.2%，这主要得益于房企自筹资金的改善以及销售回款的大幅增长。资金改善使得房企拿地动力恢复，2017年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15.8%，为后续新开工面积的稳健增长提供保障。
2018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延续缓慢下行趋势。地产投资增速重新加快，全年达到9.7%。前期地产政策的收紧逐步作用至销售端，销售面积增长显著放缓，同比增速0.9%。2018年土地购置面积及新开工面积分别为2.9亿平和20.9亿平，同比分别增长14.9%、17.3%。土地购置面积及新开工面积加速增长，却与销售面积、竣工面积等呈现背离。这种背离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销售是拿地及新开工的领先指标，存量项目支撑使得新开工仍能维持韧性。其次，由于信用环境收紧，开发商回款压力增大，为缩短周期出现赶工现象，呈现出新开工与竣工背离的表现。最后，2018年6月，棚改政策收紧，贷款审批权收回总行，同时将货币化安置改为实物安置，这也是使得商品房销售增速大幅回落的原因之一。2018年“因城施策”的地产调控政策，导致三线城市房价涨幅靠前，二线城市次之，一线城市则相对较低。
2019年房地产仍然是支撑用钢需求的重要板块。受政策调控“去杠杆”向“稳杠杆”切换的影响，地产周期被明显拉长，施工周期加快，房地产用钢需求得以支撑。但仍难以掩饰房地产走弱的事实。2019年地产多数指标增速均大幅下滑，地产投资增速9.9%，其中建筑工程增速11.8%，安装工程增速-22.6%，这也能够佐证全年建筑施工环节仍维持相对韧性，支撑螺纹钢需求。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0.3%，尽管最终为负增长但仍好于预期。但2019年销售面积高位维持的代价是“以量换价”，成交往往伴随着房价下行，这说明刚需仍然存在但购买力已经明显不足。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大幅下滑至-11.9%，房企拿地意愿大幅减弱，地产前端明显弱于后端开工及竣工，也预示着后续螺纹需求将逐步见顶。
2020年地产的主基调依然是“房住不炒”，受疫情影响，地产周期的下行加速到来。2020年一季度，地产各项指标在疫情的影响下大幅下滑，随之降幅逐步收敛。全年来看，地产投资增速7%，前端销售环节表现出一定韧性，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6%，土地购置面积降速大幅收敛，但较去年仍有小幅下滑，新开工增速-1.2%，竣工面积-5%。近几年由于房企发债集中兑付，高周转模式持续推动开工，加快销售以实现资金快速回笼，资金更多集中于前端开工的情况下，后端竣工则放缓，导致建设周期进一步拉长。因此，尽管在拿地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新开工仍表现出一定韧性。
综合来看，2016-202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叠加了城镇化加速发展、棚改货币户刺激、地产政策摇摆、投机需求高企、刚需见顶等多重因素，从而利好用钢需求，这个阶段也成为建材钢材需求最好的阶段，是支撑“十三五”用钢需求的重要因素，也是房地产市场占整个用钢需求最高峰的时期。但不得不承认，该阶段地产对用钢需求形成正向反馈，但也透支了未来的大量需求。一方面，该阶段已经进入适龄购房人口占比下滑的阶段，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增速也逐步回落并趋于饱和。
结合2015-2020年这一轮棚改货币化安置来看，其起源于房地产市场高库存，止于房价的快速上涨，也提前透支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可以看作是房地产下行的“逆周期”调节工具。
2015年以前，我国棚改以实物化安置为主，尽管拉动了房地产投资，但对商品房销售的作用有限。2015-2017年，我国棚改货币化安置达到高潮。2014-2015年国内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房地产市场持续萎靡，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滑，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压力增加。而若加大土地供应会使得商品房库存继续增高，由此房地产市场陷入僵局。棚改货币化安置成为打破这一局面的利器。2015年6月国务院发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棚改三年计划，要求2015-2017年完成1800万套棚户区改造。随后，明确了棚改是商品房库存去化的重要手段，要求各地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不得低于50%，并加大货币化安置的贷款力度。2017年国务院再度提出三年攻坚计划，要求2018-2020年再完成1500万套改造。住建部数据显示，2015-2017年棚改货币化安置超额完成目标，2018年后受商品房库存快速去化以及房价大幅上涨的影响，货币化安置完成使命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依据货币化安置的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发现2015年后棚改货币化安置对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的贡献率很大。2015-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为12.5、15.3、16.3、16.5亿平，这其中货币化安置占比约为12%、16%、19%和16%。若扣除货币化安置的影响，2015-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均值约为12.7亿平。
可见，2015-2018年棚改货币化安置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拉长周期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带动房价及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增长，也使得商品房库存得以去化。2019年，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已经下降至4.98亿平，较2015年高峰时期下降了2.21亿平。同时，也改变了商品房销售地区销售结构，体现在三线城市在销售面积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但棚改货币化也为后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首先是地产需求的提前透支，地产周期由此被拉长。根据我国适龄购房人口的占比来看，考虑刚需及改善性需求，25-44岁居民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自2012年达到峰值32.91%后便逐年下滑，且2016-2020年是下滑速度最快的阶段。而在该阶段受棚改货币化的影响，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加速增长，是对未来需求的提前透支。其次，房价的大幅上涨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撑，推升了投资及投机需求，一线城市房价波动明显加剧，而二、三线城市房价变动则与居民收入严重脱轨。再者，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显著增加，也使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加。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自2014年的36%攀升至2020年的61.8%。
2016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了基建强度，6月基建投资增速超过20%，全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下半年基建增速持续下滑，主要由于资金不足，但整体增长仍韧性十足。分项来看，电力、热力、燃气等板块投资增速回落最快，而交运投资则在下半年有所回升，主要源自铁路建设。2016年，我国PPP项目飞速发展，项目投资额多至交通运输和市政工程中，两者占PPP项目总投资额的比重为56.4%。
2017年基建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全年投资增速13.86%，相较于2016年下滑1.9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资金限制的影响。2017年财政收入增速缓慢，地方政府和国企潜在债务上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下降，部分基建项目被叫停，资金限制依旧存在。但在财政没有明显发力的情况下，PPP项目依旧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PPP项目总入库1.44万个，同比增长28%。分项来看，道路运输业、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速维持高速增长。
2018年，为了对冲地产下行风险、中美贸易战等风险因素，我国开始加强对内部环境的引导。“去杠杆”使得上半年基建相关资金明显收紧。全年基建投资增速先回落后反弹，最终增速录得1.79%，1-9月投资增速自年初的11.34%回落至0.26%。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同比增长3.2%，增速较上一年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同比下滑6.1%，国家预算内资金同比上涨0.1%，增速大幅放缓，自筹资金及其他资金来源仍维持一定韧性。这与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后的内部调控密不可分。分项来看，下半年重大铁路项目集中开工，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速尽管明显回落，但仍保持个位数正增长，其余电力、热力燃气及水利公共业增速大幅放缓。
2019年基建增速维持低速增长模式，资金仍然相对紧张，全年基建投资增速3.33%。资金方面，固定资产资金来源同比增长4.5%，同比上一年增长1.3个百分点。内需下行压力增大，政策逆周期调节将向基建更多倾斜，包括提前下达专项债额度，扩大专项债适用范围。但政府性基金放量空间有限，城投债融资规模继续收缩。整体基建资金依旧相对紧张。2019年PPP项目总投资额基本与前一年持平，落地率进一步提升。基建投资分项来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转正，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速继续回落。
2020年，地产下行趋势扩大、疫情扰动，基建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开始发挥托底作用。财政政策也相较于往年更为积极，但5月后基建增速开始转弱，一方面，专项债资金大多投向社会事业类，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力度较弱。
2016年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加快后，提振了工程机械需求。挖掘机产量自4月起同比实现正增长，全年实现增速17%。同时运输行业也明显复苏，重卡采购量显著增加，全年产量增速超过80%。2017年工程机械行业受房地产及基建带动表现抢眼，以挖掘机数据为例，在2016年低基数及产品更新换代背景下，2017年累计产出增速维持在75%左右。
2018年工程机械表现不佳，除了与地产施工相关的挖掘机产量同比增速较高外，其余机械产品多数呈现下滑趋势。另外，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工程机械类产品出口也受到相当影响。非工程机械类产品中，金属冶炼设备等专用设备类产品增速保持高位。
2019年制造业整体维持回升态势，财新PMI从低位快速回升至荣枯线上方并一路走高，但制造业整体用钢需求下降明显，主要由于成材价格形成的成本压力导致企业步入主动去库阶段。机械类设备用钢量整体持稳，但品种间分化明显。工程机械整体稳中有升，其中挖掘机、起重机、叉车等维持增长态势，但增速较前期大幅放缓。另外，金属冶炼设备、机床等产量在2019年转为负增长。经测算结果来看，机械类整体用钢量仍维持小幅增长，但增速已较上一年明显下滑。
2020年制造业投资大幅走高，海外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我国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内需亦维持旺盛。挖掘机等不同机械产品产销均大幅反弹，基本均维持两位数增长。
2015年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的红利一直延续到2016年。2016年汽车产销创下新高，卷螺差也从150元/吨扩张至400元/吨。全年汽车产量2394万辆，同比增长5.2%。
2017年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上升至7.5%，购置税优惠幅度减半，市场需求逐步回归正常，汽车产销维持正增涨，其中产量创下新高。全年实现汽车产销分别为2522.3万辆、2894.15万辆，增速分别为5.4%、4%，其中销量增速较2016年显著下滑。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在汽车产销份额占比开始提升。
2018年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取消，汽车购置税率由7.5%升至10%，叠加前两年优惠政策提前透支的部分需求，2018年汽车产销下行，全年汽车产销分别为2387.9万辆、2804万辆，同比分别下滑5%、3%。2018年5月起，汽车销售额连续下滑。除了税率提高的原因之外，该阶段居民由于购房导致负债水平上升，因此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汽车需求。
2019年汽车产销降速进一步扩大，全年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208.4万吨、2575.4万吨，分别同比下滑7.5%、8.2%。主要受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需求减弱的影响，另外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提前透支影响依旧存在。全年汽车用钢需求大幅下行约700万吨。
2020年，疫情致使社零大幅下滑，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刺激消费，针对汽车，出台了新能源汽车补贴、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汽车下乡等政策。汽车需求回补，汽车产量自3月起增速转正，尤其5-7月产量增速最高达到26.8%。下半年增速明显回落，除了政策刺激外，2019年基数偏低也是2020年汽车产销增速大幅修复的原因之一。
2016年造船业相对弱势，主因新接船舶订单数量的减少，全年造船完工量同比下滑超15.2%，新承接及手持订单同样大幅下滑，同比分别下滑19%、32.6%。2017年起，受波罗的海指数连续走强的影响，全球贸易及航运持续回暖，造船业逐步走出萧条期。2017年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20.9%，新承接订单井喷式增长，全年实现增速60.1%。由于造船赶工及新承接订单多集中于年底接单，因此手持订单较2016年有所下滑。
2018年全球新船订单及完工量均有所下滑，主因造船工期放缓、接船延迟等。国内三大造船指标两增一降，造船完工量同比下滑14%，新接船舶订单同比增长8.7%，手持订单同比增长2.38%。受原材料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有所下滑。整体来看，造船用钢量仍维持下降趋势，但降速已经较前期明显放缓。到了2020年，虽然全球经济复苏与进出口贸易旺盛带来船舶与集装箱紧张，航运价格飙升，新增订单同比增加，但我国船舶手持订单仍在低位。
2016年家电在地产回暖的情况下产销走好，下半年三大家电月产同比回归正增长，且持续创下今年产量新高。2017年火爆的地产销售带动家电销售持续向好，其中空调表现最为亮眼。产业在线年家用空调产量1.47亿台，同比增长32.5%，洗衣机及冰箱产量增速分别为3%和0.7%。除了地产带动空调产销走好外，2016年空调去库存形成低基数以及旺季高温天气同样刺激需求释放。2018-2019
年，随着地产销售的走低及库存去化，家电也进入主动去库阶段，整体产销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出口的表现十分亮眼，2018年我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2019年则创下历史新高。从三大家电出口占比来看，家用空调出口占比在2017年达到低点，洗衣机在2018年达到低点，随之两者占比均逐步抬升；冰箱出口在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有所放缓。2
年疫情冲击全球，上半年中国供应链恢复较快，大量国外制造业订单涌向国内，家电等冷系产品出口需求最好，其中冰箱及冷柜出口最为亮眼，全年增速分别为22.9%和52.6%，空调出口同比增长4.7%。尽管出口增速强劲，但整体三大家电产量增速不及预期，空调、冰箱、洗衣机产量分别同比增长-6%、8%和-1%，即出口弥补了内需的减量。
年国内钢价上涨，钢材出口成本优势开始转弱，同时我国钢材贸易摩擦增多。2014-2015年我国钢材出口量均破1亿吨，这对全球其他国家本土钢材形成冲击。2016年，美国、印度、越南等国纷纷对我国钢材出口发起反倾销调查，欧盟对我国板材出口征收临时反倾销税。2016年我国钢材出口总量1.08亿吨，同比下滑-3%。2017
年国内钢材出口大幅收缩。受去产能、去地条钢影响，国内钢材供应缺口凸显，钢材价格大涨使得出口优势大幅削减。2017年出口基本回归至2013年水平。同时，在全球经济回暖及海外粗钢产能投放下，除中国外地区粗钢产量同比增长4.7%，是2010年后的最高增速。另外，2017年底我国调整钢材出口关税，自2018年1月1日起，取消钢材出口关税，降低200系热轧不锈钢卷、钢锭、钢坯及部分铁合金等产品出口暂定关税。此次关税的调整主要针对低附加值产品，目的在于促进钢材出口结构转型升级。2
年钢材出口继续缩量，全年出口钢材及钢坯6935万吨，同比下滑8.1%。钢材出口的下滑，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钢材价格维持高位，出口利润低。年底由于美国将于2019年上调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钢材出现“赶出口”的现象。2019
年，外需未见起色、内需相对旺盛下出口优势依旧不凸显。我国钢材及钢坯出口量占粗钢产量比重进一步下滑至6.9%。2020
年我国钢材出口继续走弱，国内钢价持续走高，而海外供应链被已经打乱，我国出口利润倒挂，但品种间表现较为分化，板材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全年出口前高后低，3、4月为出口峰值。下半年随着海外需求快速复苏，国内钢材与终端工业品出口开始回落。
年是黑色行情的牛市，尤其是供给侧改革后的两年内，钢材价格涨势明显。但随着产能压减任务的完成，2017年下半年至2020年，价格多处于3200-4500的区间震荡。2020年12月底价格再度上冲，但仍未有效突破前期4450一线月新一轮涨势再次开启。2016年钢材价格是供需修复下的正常回升，那么如何理解2017-2020年底部支撑3200及顶部压力4500呢？对于顶部价格，我们认为仍然是由成本决定，但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较为强劲的成本支撑是由电炉平电成提供的。在2017-2020年间，螺纹现货大多数时候都是贴水现货的。
017年电炉成本与高炉成本相当，但2018年后两者的差距开始拉开。2018年4月钢价的大跌使得电炉利润大幅回撤至盈亏平衡附近，而这时盘面定价略高于华东螺纹平电成本，也给出了贴水现货约200左右的空间。而2018年12月的底部，华东螺纹升水盘面近500左右，钢价下跌导致电炉利润再次回到盈亏平衡附近，盘面同样锚定江苏螺纹平电成本附近。因此，回顾2017-2020年的钢材行情，底部价格基本锚定螺纹平电成本，同样在当时，平电成本也与废钢供需相匹配。对于顶部价格，回顾该阶段价格几次上冲的阶段，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2017
7-9月、2018年8月及2019年6月，盘面上行均伴随着基差走缩，或基差处于低位。（2）盘面价格高点通常是当时的现货价格。盘面价格触及现货后，上涨开始乏力，现货上行尽管能够延续，但力度也开始转弱。以上两个特点说明，2018年后，几乎在价格上涨的阶段，是以盘面带动现货上涨为主。高价下刺激钢材供应的快速增加，从而导致盘面触及现货后开始乏力，而现货上行的持续时间也由于盘面转弱而受限。造成这个现象的本质原因，还是2018年后国内粗钢产能开始扩张，无法赋予钢铁行业过多利润所致。4.2
供给侧改革后给予钢铁行业的红利相对是短暂的，除了被动的产能去化外，想要行业持久的获取利润，还需要需求端的配合及产能扩张的有效遏制。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对供给端的影响，主要是有效产能的去化、钢铁行业成本曲线变化、供给结构变化、供应弹性增加及行业利润扩张等。对于需求端，该阶段地产是炼钢需求维持旺盛的关键因素，但地产不同指标表现却较为分化。销售面积前高后低，棚改货币化是
016-2018年地产销售增长的主要助力，但随着政策对棚改资金的收紧及对地产的调控，销售快速回落。该阶段销售的旺盛，也推动新开工持续高速增长，整体看新开工韧性明显强于销售。在该阶段，我国仍是以地产发展为主导，基建及制造业对钢铁需求总量及结构上的影响有限。出口方面，受国内需求旺盛的影响，
015年我国出口达到峰值后便开始下行，国内钢价给出的出口优势较为有限，2016-2020年钢材出口逐年下行。2020年疫情扰动全球供应链，我国粗钢进口大幅增长，同样彰显国内需求的旺盛。据粗钢供需平衡表来看，2016-2020年我国粗钢表需表现强劲，除2016年外，其余增速均保持较高水准，2017年一度达到14%。综上，供给侧改革是2016-2020年钢价牛市的原因之一，国内需求的旺盛同样是助推价格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免责声明：本微信号推送内容中的信息均来源于被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292号）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广发期货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微信号推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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